德国是世界制造业大国，在国际经济和贸易格局中具有重要地位。然而，近年来德国制造业呈现一定程度的外迁趋势。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全球制造业格局加速重构，制造业外迁事关国家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制造业在广东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顶梁柱”作用，了解德国制造业外迁的特征，分析影响制造业外迁的主要因素，对广东推进制造业强省建设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德国制造业外迁的特征
德国外迁的制造业相对集中，主要是在与能源密切相关的产业，如汽车、化工、机械制造等，具有面向特定区域转移产能和外迁产业链的特点。
一是产业链整体向美国转移。根据德意志联邦银行的数据，流向美洲的240亿美元国外直接投资中有八成进入美国。德国的汽车行业、制药公司以及特种化工企业等都在寻求积极扩大对美国投资，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建造了整个新的生产设施。
二是产能主要向中国转移。2022年，欧洲对华直接投资中，德国的份额从46%增加到了52%，其中汽车行业的占比更是达到了68%。宝马、奔驰、大众、巴斯夫、西门子等诸多德国企业，不断将产能转移至中国，仅巴斯夫公司在湛江的基地，就吸引了100亿欧元的投资。
三是部分产能和产业链环节向东欧新兴经济体转移。能源危机放大了东欧新兴经济体的成本优势，东欧国家与德国地理位置邻近，容易承接产能和劳动力、能源成本敏感型环节转移，重点领域包括半导体、汽车及新能源等。2023年上半年，德国对外直接投资中79.1%流向了欧洲内部，流入波兰、匈牙利的占比分别为6.1%和2.1%。根据匈牙利投资促进机构数据，匈牙利已拥有700余家汽车产业公司，奔驰、奥迪和宝马均设有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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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德国制造业外迁的共同因素
主要因素是市场化的生产成本考虑。通货膨胀率高企、能源成本居高不下、劳动力成本高昂导致企业生产成本激增是德国制造业外迁的最生猛推动之力。乌克兰危机爆发后能源价格飙升，产业链上游的能源密集型企业承受着巨大的成本压力，这些压力又沿产业链传导至其他产业。此外，2022年德国通货膨胀率达到创纪录的7.9%，劳动力成本大幅上涨了6.4%。这导致德国许多制造业企业特别是能源密集型企业的生产成本不断抬高，被迫减产、停产或将生产线外迁。德国工业联合会（BDI）调查显示，88%的德国工业公司将能源危机视为重大甚至威胁生存的挑战，倾向于产业链外迁，加速了全球布局并推迟在本土的投资步伐。
内在因素是产业链供应链的强依赖性。德国高端制造业产业链的强依赖性对产业外迁产生了较大影响。高端制造业产业链环节较多，供应链精确且复杂，对上游环节依赖程度较高。俄罗斯是关键原材料的重要供应国，高端制造业常用的铂族金属资源，如镍、钯等高度集中在俄罗斯，对俄制裁导致重要原材料和初级产品短缺。上游环节遇阻意味着产业链、供应链源头性的断裂，企业生产稳定性受影响，许多关键产品无法生产和供应，对德国高端制造业的产业链和供应链造成长期的冲击。以天然气为例，在德国，天然气作为基础化工产品的原材料或能源没有替代品，对俄制裁导致巴斯夫、陶氏等多家化工巨头原料涨价，甚至一度“断供”。
催化因素是地缘政治和国家战略政策限制。激进的能源政策是导致德国制造业企业外迁的主要政策因素。为了尽早摆脱能源进口依赖，在激进的绿色能源和碳中和政策目标指引下，德国煤电、核电等传统能源和国内能源生产快速退出，并将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从4%提高到50%左右，但增加的新能源发电弥补不了煤电和核电激进退出所造成的缺口，且可再生能源的成本远高于传统能源。由于缺乏统一协调的政策，德国在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平衡上顾此失彼，忽视了国家的能源安全和外部抗风险能力，造成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的脱节。加之乌克兰能源危机，能源短缺问题愈加凸显，德国建立在传统能源基础上的工业优势毫无疑问将受到损害，工业公司被迫进行产业外迁。
